“和陌生人说话”没那么可怕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和陌个误区。而今，生人说话人们在这个误区里越陷越深，没那这似乎已经成了社会的可怕共识和基本常识，并且从孩子抓起了。和陌孩子刚刚从懂事起，生人说话这句“口头禅”就天天时时在耳旁敲打，没那父母亲这样唠叨，可怕幼儿园阿姨这样叮咛，和陌学校老师这样提醒。生人说话在这样的没那社会语境作用之下，人们走在大街上哪怕是可怕无聊闲逛，瞧着迎面的和陌路人，不是生人说话满脸木然无色，就是没那双颊冰霜，好像人家欠他钱不还似的；即便是在公交车上并肩就坐，两个躯体和两个头脸也要保持“势不两立”状态，谁也不愿意正眼望谁一眼；即便有人主动打招呼，往往会遭到对方的无理——要么不理不睬，要么乜眼一怒，要么扭头抗议。有一次我在地铁上目睹过这样一幕，一个小伙子嘻笑地逗着身旁中年妇女怀里的娃娃：“小朋友真漂亮！”想不到，中年妇女杏眼怒瞪：“漂亮不漂亮管你屁事！”弄得小伙下不了台，尴尬得直摇头。当时我郁闷得要死，心里喋喋哀叹，我们的社会咋会变得如此冷漠、悲凉和不可理喻？陌生人世界需要如此警惕、设防和敌视吗？

　　日前《新华日报》报道，河南小伙子曹广峰连续在北京、广州、上海、重庆、南京等8座中心城市进行了“微笑拉手”测试，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在大街上主动向陌生人微笑着伸出手，如果对方回应与之握手，还会得到姑娘的50元的褒奖。在北京测试了361名路人，与姑娘握手的仅有4人；在广州测试了587名路人，与姑娘握手的仅有1人；南京的成功率最高，也只是5%。可见我们的社会“病”得有多重，已经对陌生人冷漠习惯了，警惕防范成自然了，压根儿就不相信在陌生人世界里还会有善意的微笑，还会有温暖的表达，还会有仁爱的接触。

　　我并非主张完全放弃对陌生人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对陌生人有所设防也是必要的，毕竟大千世界形形色色，难免混杂着不良之徒、居心叵测分子甚至不乏坏蛋和罪犯，但也没有必要风声鹤唳，诚惶诚恐，稍微注意一点也就行了，譬如，不泄漏家庭隐秘，不涉个人利害，不随便听从陌生人支使，不轻易和陌生人共事，等等。一般正常的礼仪交流、礼貌侃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与陌生人无拘无束地交流倒可以让人感到分外的随意和畅快。熟人世界很有限，我们每天都要出入生人世界，如果生人世界也能处处有礼貌的微笑和真诚的问候，那该多么好啊！其实，这都是被我们自觉不自觉地过度地警惕和设防搞坏了氛围。

　　我的体验恰恰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社会共识相反，总觉得生人世界可亲可爱可恋，特别自由特别舒畅特别惬意。譬如在火车上，与那些萍水相逢素昧平生山南海北的旅客在一交谈，可以肆无忌惮，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吹上九重霄云天，可以侃到十八层地府，无论怎么嘻笑怒骂，一概都不用顾忌和耽心有人记“黑账”、打“小报告”，而在这种无拘无束的侃谈，却能够增加许多见识、理智和创作灵感。我非常珍惜每次外出乘车的机会，每一次与陌生人的热情交流，都能使我有所长进有所收获。尤其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我曾经得益过陌生人至关重要的帮助。

　　1986年9月，我乘火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寓言文学年会，与一位长者坐在一起。他和蔼可亲，主动与我打招呼，自我介绍是明天出版社的社长。我一听特别兴奋，就向他倾诉自己第一本书稿《乌龟请医生》（寓言集）的遭遇。书稿先由著名寓言作家金江老先生推荐给浙江少儿社，该社退稿函说：“书稿质量不错，达到了出版水平，只是本社暂无出版计划，请与其他出版社联系。”之后我又找了江苏少儿社，也说无出版计划。于是我绝望了，便将书稿锁进“深闺”不再“求嫁”。长者听了我的苦衷，安慰道：“不要灰心嘛，你把书稿寄给我们社看看怎样？”我当即答应。他把出版社的地址及责任编辑的电话都写给了我，并承诺回去后一定给责任编辑打招呼。从北京返回后，我即把书稿寄给了明天出版社。半个月后，责任编辑赵老师就给我来了电话，说决定出版《乌龟请医生》，让我马上过去签订出版合同。于是，我的第一书就在当年12月出版了。那可不是如今盛行的“自费出版”，我没花一分钱，情拿稿酬，并且签合同的往返路费是出版社报销的。如果我也奉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逻辑，我的第一本书稿也许不可能起死回生。

　　说实话，我倒对熟人社会格外设防，唯恐自己不小心失言或失态，被谁向领导或有关部门告密，招来麻烦或被加害。想想曾经的政治运动，对你砸“黑石”的，往往是你的熟人甚至是你的亲人。儿子揭发老子、妻子出卖丈夫、朋友陷害知己、邻里相互监视栽赃等等。这种变态的“政治生态环境”，让人想起来就心悸。时至今日，我依然恐惧熟人社会，说话做事依然格外留神。

　　“拒绝冷漠，传递温暖”，是近期QQ网上的一句广告语。我觉得非常有现实意识。不管是生人社会还是熟人社会，如果都能充满友善的目光、亲和的微笑和仁爱的关注，那该多么好啊！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官场和官员诚实守信，率先垂范，发挥引领作用。 责任编辑：hdwmn_w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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