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意义不在发毕业证

北京大学的大学的意“学业会商”制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有个正在北大就读的义不业证儿子，刚刚在广州受聘为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的发毕李敖，也被记者问到了他作为家长的大学的意感受。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义不业证李敖对北大总体上是发毕肯定的，除了对他捐了款建议修建的大学的意胡适像仍未树立起来稍有微词外，对会商制度也说了一句，义不业证“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发毕过分了”，大学的意这大抵是义不业证因为儿子李勘“已经进入排行榜，理由是发毕上网成性”。

李敖读大学的大学的意时候，应该属于“非主流”类别了，义不业证其所作所为，发毕比“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价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厉害得多，虽然学业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思想偏激”是逃不过去的，放在如今的北大，毫无疑问要被列入会商名单中。有这样的父亲，李勘被“会商”当然不奇怪，只可惜，李勘是因为“上网成性”这个学生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风采是远不如乃父当年了。

会商制度被媒体曝光后，遇到很多质疑，因为这是在北大，批评者主要担心此举会扼杀学生个性，伤害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伟大传统。作为中国年轻人中的精英，北大学生除了要做好学问，理所应当还要关注社会和公共议题，如果北大的学生沦落到连食堂饭菜涨价都不能批评的地步，那该有多难堪、多尴尬?

哈佛大学的比尔盖茨同学，在校期间就无心向学，但也没听说校方对其进行会商，最终其退学下海干个体了，但是，时间证明，盖茨的退学，一没有影响其个人成长，二没有影响哈佛的人才培养。北大推行会商制度，据说只是针对学业困难的情况，如果学生出现学习能力和学术水准严重不符合北大要求的情况，予以关注乃至给予帮助都是好的，但批评食堂饭菜涨价式的“思想偏激”显然和学业困难没有什么关系，当年台湾大学的李敖同学，思想偏激得很，学业却是非常优秀的。

会商制度受到质疑后，北大进行了灭火的工作，推出了一个主动要求会商的典型，据说该学生因“网络成瘾”(十大会商理由之一)，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分要求毕业，因此提出会商请求，希望能再学习一年。校方经过会商，同意该同学延期一年，现在该同学学习状态良好，预期能顺利毕业。这位同学哪里是请求会商，分明是成绩不好，请求宽限啊!有了会商制度，学习跟不上、毕业有困难的同学，都可以通过会商获得腾挪的空间，那对于学业的要求还有什么意义呢?大学的意义在于培养人才，而不是保证招进来的学生都能领到一张毕业证。

我读大学的时候，全校约8000本科生，每年都有几十人退学，主要的原因便是考试不及格，一学期四门，或在校期间累计五门不及格，就“斩立决”了，没价钱可讲。那些被退学的同学，思想并不偏激，就是学习能力差一点，也没打算去做比尔盖茨，大多还是准备混个毕业证去考公务员，或是找份像样的工作，被退学这种处理，短期内对于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会商的年代，真是可惜了。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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